活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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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5月初有鉴于我国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人数已多日处于双位数的稳定情况,首相宣布实施有条件行动管控令,放宽大部分的行业领域。

虽开始有9个州政府有所保留,但在解封适应一周后,整体复工情况已超过一半。首相接着在5月10日宣布延展有条件管控令,这也是符合民意,认为先照顾健康生命才设法执行复苏经济的活动。

退场机制的考量

在目前这非常时刻,个人或企业都以求生存为主要考虑。随着疫情好转之际,整个市场就得讨论退场机制。退场机制切忌急功近利,必须分阶段分目标进行,复工的阶段性也需从区域行业,社交群甚至国内外因素着手。

政府已基于疫情确诊严重性区分为绿、黄、橙、红4个区域。

卫生部采取“攻红守绿”策略,已有效减少疫情红区了。至于根据个别行业的特点来决定有条件批准复工的行业,也是正确方式。需近身服务的行业如美容理发,牙医等在有条件管控令下还是禁止复业是可以被认同的。

今即使政府在有条件行动管控令下允许餐厅营业,但基于种种顾虑包括落实标准作业程序的困难及生命冒险的担忧,许多餐厅还是宁愿外卖而不正式回复照常经营。

疫灾后所谓的新常态其实是新社会心态的产生,除社交习惯的改变(握手问好,个人卫生及洗手,社交群集活动等),更重要是专家科学家的公信力增强,而民众对政治人物的信任或依赖性减弱。

疫情期间看着有关部门政策多次U转(当然也有不少次是俯顺民意的善意改变),反而公民组织民间福利团体展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民总动员,超越了种族宗教的排他思维的限缚。

经济复苏策略思考

对于疫后退场及行业复工,国民最担心是如何防备下一波疫灾的重返。除了落实退场机制的阶段性,同样重要是民众与企业都得严守社交隔离及标准作业程序(SOP)。

在此非常时期政府采取中央集中规划资源调配的必要性是应被理解,当然那不表示我国的议会民主及法治机制应受影响,公众的监督施政及对防疫的参与度更是抗疫成败的关键因素。

此次全球疫灾对任何国家的肆虐后, 其经济严重的受损是意料中事,在落实防疫保命及照顾民生措施后,国家务必对疫后的复苏经济有正确策略及布局。除政府的有效有为治理外,民间企业的配合是必要的。此时正是公私合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的大好时机。

以我国的现况来看,应以“高科技,低接触,促进内需,吸引外资”为复苏甚至振兴我国经济的四大策略焦点。

推动高科技经济

高科技对优化国家经济结构,提升国家生产力的巨大影响已是众所周知。然而,从八九十年代我国率先提出多媒体走廊计划,及过后多次宣称要推动高科技项目,结果效果有限。如今我国在网络电商,移动支付,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都尚处起步萌芽阶段。基于本国小国寡民,市场小人才少,故借外力求合作是必要的。

谈及高科技经济,在此有必要厘清 “+数字化”及“数字化+”的区别。前者是传统或原有企业以数字化科技提升其企业生产力及竞争力,在原有企业的行政,产品研发,行销系统,顾客服务,供应链等经营环节求取更高效率。

后者则是鼓励企业开拓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新行业或进入此类新领域,让自己的企业经营范畴随着新常态的呈现而产生创新转型思路。其实后者的开拓创新思维对于尝试创业(无论内部或外部)的青年企业家更是重要。

至于要有效应用高科技及高附加价值经济活动,我们应向中国借力,不论是企业实战经验,高科技应用的商业思路,人才交流合作等。当然高科技经济有成就的邻国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也是我国企业合作取经的对象。

目前全球的医疗专家都有个共识,即使一年半载发明了2019冠状病毒病的疫苗或治疗药物,人类也必须学习和此类型病毒共存。新常态的浮现,将会促成“低接触”行为的受落。

“低接触”概念的产生,高科技包括数字化将会扮演重要角色,但它也催生或加速其他新兴企业经营模式及社交活动方式,包括饮食外卖、外送服务、电商贸易,各线上活动包括线上学习、线上会议及讲座,甚至增大力度推动数字货币有关行业的产生。

促进内需扶持企业

疫灾时期所常谈的“社交隔离”措施,将会直接促进低接触经济的发展。基于冠病暂时尚未有疫苗或治疗药物的成功研发,加上医学界认为此类冠形病毒的变型可能性不小,人们对近距离社交特别是群聚还会有长期顾虑。这种新形成的社会心理不是一朝一夕能轻易转变,市场必会浮现各种减少人与人近身接触的产品及商机。

在行动管控令期间,人们留在家中禁止不必要的出外行动是正确的做法,然而其副作用当然是市场停滞经济活动速减,许多公司特别是自雇人士及小微企业影响最直接。在后疫情振兴经济的焦点务必是尽全力促进内需及扶持本土企业。

经过疫情封闭时期,放宽行动限制后,民众或会报复性消费,也可能转变为谨慎消费,尽量存钱准备面对未来挑战。国家应鼓励民间回复应有的消费,况且我国市场本就规模小,更应鼓吹“买本地产品”运动,再配上将本地产品促销市场定于包括出口至国外市场,特别是邻近东盟诸国,远亲不如近邻,效果会更显着。

政府也应重新策划“入口取代” 政策,提供优惠条件支援从事“入口取代”商业活动的企业,减少本国外汇的流失。我国必需以“东盟经济共同体”市场为考量定位,才有可能吸引跨国公司投资我国。对于我国本地产品的所谓满足内需的促销目标,也应扩展至整个东盟市场。

吸纳外资有两大前提条件,一则应在合作中确保本地企业的利益,包括其有关供应链及上下游企业都应让本地企业实际参与。二则应集中于科技量高的产业,并应用国内天然优势,有助于建设国内智能社会领域,包括5G、人工智能、互联网等。

其实吸引外资到马不应仅为了财力的进驻,政府应鼓励与 外国财团企业合作建立研究中心及科创商业中心,经营领域包括技术转移、企业招商及开拓市场等。若合作两国能设立协商机制,将使此类计划进展更顺利。

招商引资突破重围

在目前中美博弈方兴未艾,双方将相互设限彼此企业采购及供应背景下,我国应掌握时机特设各行政机制,提供各优惠条件,招商引资。这措施对象包括因美中纠纷计划从中国迁出的美企、日企等,中国的外贸企业及因受限于美国关税等阻力的中资。

在目前复苏经济的关键时期,我国有关部门急需针对不同外资对象设立专案小组处理不同性质的招商引资工作,以便在各国力求吸引外资的竞争中突颖而出。

我国与中国有长期友好的民间来往及经贸关系,并占有地缘位置、文化相同及经济互补性高的三大优势,相信若政府在吸引外资之际,对中资提供特惠条件,将立竿见影。至于有些评论认为本国经济不应过分依赖中国,在此非常时期是短视之见。

特别在目前要吸引外资投入高科技企业,中资必然是重中之重。

我国极需建设智慧型新基建设施,而中国正是发展这领域的全球领头羊。中资在“走出去”的大潮中对于高科技投资情有独钟,对于建设跨境互联互通的技术基础有实战经验,这将有助于实现马中两国从产业工业发展至社会服务大联通。

在2019冠状病毒病肆虐一段时期后,企业及个人都受前所未有的冲击,难免有茫然不安甚至消沉低落的情绪,然而我们应对全球医疗科学界有信心,总会找出应对各类病毒的方案,而生活也绝不会一直艰难下去。

我们务必以积极心态静待转机,又得为未来新常态环境未雨绸缪,做必要布局规划,无论个人或企业。

“乐观的人从危机中看到机会,悲观的人在机会里只关注危机。”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陈友信) 来源《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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